尽管从恢复后开始，零售业的中心商务区向北和向西转移到科文特花园、滨街和后来的牛津街、摄政街以及齐普赛德街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一直是购物活动的中心地带。
尽管在过去伦敦车辆来回穿梭在满是泥泞的街道上，但眼下宽阔而漂亮的人行道使得悠闲地逛街游览成为一种更加文明和悠闲的消遣方式。环境的整洁和便利以及店主的礼貌热情，都有助于使逛街成为一种舒适的活动。
索菲·拉罗什在言语中对伦敦的街道充满赞美之情，“行人在这里既不需要害怕泥土，也不需要害怕危险，这是当时其他如巴黎这样的欧洲首都所缺乏的乐趣。”
到18世纪初，英国已经形成了一被忽视个以伦敦为中心的完善的零售贸易网络，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满足，原先诸如蔗糖、咖啡、茶叶等一些被视作奢侈品的东西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触手可及的日常消费品。由于店铺遍及全国的各个角落，许多外国人亲切地将英国称作是“店主之邦”。
据当时游历英国的旅行家们记载，在乡村里，甚至不满10户人家就有一个小商店为附近居民提供生活所需，遑论城镇当中不断涌现的各类零售场所数量究竟有多少。
作为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首都伦敦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占据英格兰整个零售系统的顶端位置，因其面向不同消费人群的各种层次类型的零售场所广泛分布在城区的每条街巷之中，并且始终引领着国内消费的时尚潮流，故而被人们誉作“民族市场之冠”。
酒馆的兴衰近代早期以来，随着英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首都伦敦的人口规模呈现爆炸式增长。虽然17世纪初的伦敦人口仅有20余万，但这一数字在年后迅速上升，达到了近55万人，占据了英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英格兰的心脏”。作为英国的政治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伦敦的消费市场极为庞大，人们每天都要消耗包括食物、燃料、饮用水等在内的巨量生活必需品，尤其是作为生命之源的水。
由于近代早期的净水技术尚不发达，19世纪前英国的供水一直掌握在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公司手中，加上天然的优质饮用水源也相对稀少，伦敦的水源供应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短缺的情况。
同时，尽管当时的伦敦并非没有排污系统，但相比巴黎等大会的复杂地下管网而言，这样原始落后的排水系统很难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城镇中大量人口产生的排泄物和垃圾从街边本就不够宽敞的沟渠流向泰晤士河，加上沿岸的染坊、肥皂厂、造纸厂等手工业作坊在排放污水前往往不加处理，导致了泰晤士河水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恶化。
16世纪的泰晤士河不但臭气熏天，而且河道上漂满了五颜六色的垃圾，整条河流呈现出褐黄之色，其水质之差可见一斑。18世纪的苏格兰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在关于布兰布尔一家游历伦敦经历的文字描述中道出了泰晤士河的特点：“如果我要喝水，我必须畅饮一条暴露在所有污秽下的露天水渠里的脏水；或者吞饮来自泰晤士河的喝水，而这河里则灌注了所有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生活污水。
在由药物、矿物和毒药组成的凝结物中，人类的粪便是最不会令人讨厌的了。这种凝结物被用在机械和生产中，由于腐烂的动物和人的尸体而愈发营养丰富”由于水源是传染病的重要载体，伦敦居民在饮用了未经处理的脏水之后普遍出现了腹泻的情况，进而染上霍乱、斑疹伤寒等疾病，使得他们不得不逐渐减少饮水，转而将具有杀菌作用的酒类作为代替水的日常饮料。
早先，英国本土的啤酒实际上只能被称作麦芽酒。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啤酒不同的是，这种麦芽酒通常由发酵后的燕麦与各类香料、草药制成，仍然属于甜酒的范畴。由于发酵工艺简单加上酒精含量较低的缘故，这种香甜的传统饮品很难存储较长的时间，人们在乡村往往通过自酿的方式饮用，部分家庭也进行小规模的生产以填补家用。
15世纪以来，一种名为蛇麻花的植物由欧洲大陆传入英国，因其果穗芳香袭人且带有些许清苦的口感，很快便作为麦芽酒酿造过程中的一种常见添加剂，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啤酒花”。
啤酒花的加入不仅使得原先的麦酒风味大增，同时还具备了良好的防腐功效。加入酒花的后麦芽酒摆脱了之前那样浑浊不堪的面貌，酒液变得格外清澈透亮，获得了各阶层消费者的广泛欢迎。
此外，酒花还提高了麦芽酒坯的产出率，使得酒价大幅下跌，现代意义上的啤酒迅速成为了英国民众日常饮料的重要来源。在此基础之上，与现今相比，近代早期的伦敦人酒类消费量极大，甚至连罪犯、病人和孩童都不例外。
约翰·伯奈特的研究表明，因为饮用水通常不安全的缘故，私人家庭中经常大量酿造啤酒，人们每顿饭都要喝啤酒，而且在晚餐和娱乐时饮用啤酒的欲望更为强烈，甚至连王室和贵族对啤酒都不鄙夷。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通常在早餐时喝啤酒，而诺森伯兰伯爵年的家谱规定他和夫人的早餐要喝一夸脱(2品脱)啤酒和葡萄酒；他们的两个小儿子可以喝2夸脱啤酒，但不能喝葡萄酒，而两个仍在托儿所的孩子可以喝1夸脱。可见，酒类在近代早期已经成为伦敦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